编者按：当前，百年变局正向纵深演进。中国发展面临哪些新的战略机遇？为什么在中美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为什么反复出现？中国最应该避免的战略误判是什么？哪种风险最容易被中国低估？7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参加《大变局》节目对话，围绕上述话题展开深度解读。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您最近刚推出一本新书《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您在书中反复提到，中国仍然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但是很多普通人的直观感受却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中国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宏观判断和微观体感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王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到现在的高质量发展，这种国家的转型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有个人层面的内心认知的转型，过去我们老是想要越有钱越好，现在呢，钱当然很重要，我们还需要有各方面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是不是要享受更加舒适的生活，更好的环境、空气、水质量？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不再是以金钱多少为唯一的标准。
《大变局》：您在书中还提到特朗普政府越折腾，中国就越有新战略机遇。
王文：对。
《大变局》：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有点反直觉，您这个判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王文：特朗普折腾当然给中国创造了更大的战略机遇啦。
《大变局》：如果折腾的是中国呢？
王文：我认为首先，特朗普的折腾本身不可能只聚焦在中国，因为他越折腾，他在世界上遇到的麻烦就越多，反而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战略空间。特朗普越折腾，尤其他在折腾中国的技术科技，压制中国技术发展的时候，中国更加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在过去很多年，中国的舆论界，甚至轻信自由主义贸易的理论逻辑，认为只要有钱，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技术都是买得来的，何必要自己去投入那么多的精力从零开始创新？特朗普真正让中国科技界，让中国企业界，发自内心地认为自主创新是最重要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科技产品其他国家再发达，不如我们自己花更多的精力去自主研发，拥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
特朗普政府的折腾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其实国际社会发展了那么多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残酷的丛林法则中走出来。你看看它暗杀伊朗的领导人，所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看看它动不动就对他国领导人逮捕、绑架，看看它想要加谁关税就加谁关税的这种蛮横，它的折腾使得国际社会不断地陷入到混乱、战争。
过去的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2025年，全世界的战争数量不断攀升，不断创造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的纪录，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并不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让我们更加看到和平的宝贵，国家强大的宝贵。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我们个人的保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特朗普越折腾，我们国家的发展反而越有机遇。从外部看，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从内部看，国家更加团结，民族更加有力量，科技发展更加自主，经济发展也更加有持续力。
《大变局》：关于中美竞争，您提到时间在中国这边，这个信心究竟是来自中国的哪些长期变量？是产业能力、制度韧性、市场规模，还是别的东西？
王文：关于中美竞争，时间在中国这边的这个判断不是近期才作的，过去的十年，我一直这么看。而过去十年中美之间博弈加剧的结果，恰恰证明了中国最具有持久力。
第一个当然就是政策层面，中国的政策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具有确定性。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美国的政策就是“翻烙饼”，四年总统这样，过了四年就翻过来了，不断地折腾，不断地走两步退三步，走一步退两步。而中国的政策恰恰具有高度的确定性。我经常跟外国朋友说“你要想了解中国，那你就看我们的五年规划”。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基础。中国是全世界产业完整度最高的国家，只有世界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中国人造不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目前“卡脖子”的技术，中国或者已经解决，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解决。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三，我们的人才基础。每年我们培养500万左右的理工科人才，使得大量的工程师在社会上萌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版的伟大的科学家、创业者。
《大变局》：但是即便如此，您还是在书中花了整整一个章节来回应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这几年这个说法为什么会反复出现？究竟是外界对我们的误判，还是说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王文：我觉得与其说“中国经济见顶”，不如说中国经济转型。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依据，就是源于前些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10%、9%、8%、7%的高速增长，到现在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让一些西方所谓的经济学家，或者一些智库专家，抓住了中国经济相对放缓的这种迹象，大肆炒作“中国经济见顶论”。
“中国经济见顶论”出来以后的这五六年里面，中国经济没有见顶。我们的5G现在已经几乎全国普及。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的两三年出现了全面的跃升，出现了对全世界的机器人应用层面上的超越。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应用空间和市场全世界领先，我们新能源汽车占据了全世界70%左右的市场，我们的汽车出口量在过去的五六年里面超过韩国，超过美国，超过德国，最终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大国。
恰恰是过去五六年，“中国经济见顶论”最盛行的五六年里面，我们出现了大量的技术超越，总量超越，质量超越。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见顶论”是非常荒谬的。现在大量过去我认识的一些讲述“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专家，我都跟他们交流过，他们可后悔了，他们甚至跟我发邮件说要到中国来看一看、转一转，想要修订自己的看法。
《大变局》：我们再谈一下中美科技竞争。面对芯片封锁、技术壁垒等等，中国肯定是要去强化自主研发，但是这样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避免越强调自主越容易陷入封闭，这个边界怎么把握？
王文：自主不代表封闭，我觉得把握自主和封闭之间最重要的边界感，至少有这么几项：第一，就是安全边界。一个国家必须要自主研发所有的核心技术，才能保持一个国家基础的安全。过去从我们勒紧裤腰带研发原子弹，到现在我们的芯片，以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种种核心技术，我们要突破，都是为了保全中国在科技安全，进而国家总体安全的这个基本的边界和底线。
第二，是否能够可持续地推动本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没有自主，导致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完全陷入到停滞的陷阱中。日本、欧洲都是因为在某些层面的技术不能自主，或者国家发展的某个领域不能自主，导致国家发展到一定层面就受到超级大国的遏制而停止。
所以一个真正的全球级的强国，必须在所有层面能够达到自主的可能性。不仅仅主权自主，技术也要自主，经济也要自主。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越能够自主，就越能够使得高水平的开放具有更强大的未来，和更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大变局》：我们之前也谈到中国的长期优势，您在书中用了一个词来概括中国这种长期的积累，叫“大国复利”，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王文：“大国复利”就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稳定政策带来的“利滚利”的现象。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相比于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没有爆发对外战争，或者被卷入到对外军事冲突中去，没有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没有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或者难民的进入，没有爆发社会冲突，社会的种族冲突，没有爆发所谓的各种经济或者产业或者工业的这种危机。
这些“没有”恰恰是支撑了我们这个国家持续性“利滚利”的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讲，挣钱的最重要的三原则就是“不要亏，不要亏，不要亏”，国家发展的基本的三原则就是“不要倒退，不要倒退，不要倒退”。过去的三四十年时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都是呈现出不断往前完善、提升、发展的总体态势。那就出现了大国的复利，就出现了大国发展的“利滚利”。所以“大国复利”其实就是要求我们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获得红利的可持续发展。
《大变局》：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2035年，中国真正的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如果只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您会怎么选？
王文：如果说要讲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我觉得在于三个关键词的话，第一，就是“稳定”。中国是全世界最稳定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的政策稳定、社会稳定、国家内部和对外关系都稳定，这是我们的最大竞争力。“稳定”是这个世界的稀缺产品。
第二，就是“开放”。世界上很多发达经济体越来越不开放了，采取保守、保护主义的措施，而中国恰恰用开放去对冲保护主义。
第三，就是“韧性”。中国的韧性是主要经济体中，我认为是最好的，中国现在庞大的产业基础、庞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中国经济的底子，都让中国能够有实力、有底气抵御任何来自国内外的风险。
《大变局》：中国最大的对手是什么？是外部世界还是自身转型？
王文：我觉得现在外部任何力量都没有可能性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发展。过去我们还有些担心，说美国会不会全面遏制中国，我说美国一个伊朗都搞不定，你怎么能搞得定中国呢？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现在真正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转型。比如说我们的老龄化，比如我们如何刺激消费。
《大变局》：我还有最后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中国最应该避免的战略误判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哪一种风险是最容易被中国低估的？
王文：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对外应该避免对我们外部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的误判，尽管我们坚信美国没有实力能够遏制住中国的持续崛起，但是美国有实力能够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一些麻烦，我们切不可低估美国制造麻烦的能力，也不能简单地把“美国衰落”等同于“美国崩溃”。
美国的实力在相对地衰落，但是美国并没有崩溃，美国尽管经常会遇到麻烦，但是现在看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是5年、10年，我觉得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我们不能有战略误判。
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就是当下我们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尽管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的很多难题，也尽管现在舆论上也有很多人在警告老龄化带来的大量风险，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改善程度还远远跟不上老龄化带来的这些风险本身。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相对低迷，刺激消费相对变得乏力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学者也不断地在呼吁，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才能保持基本的人口不下降，我们现在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刺激和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我们都存在非常大的政策改善空间。当然还有一个风险也不能低估，就是人工智能（AI）的风险，很快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里面，可能大量的工种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么替代的这些人口该如何去寻找和创造新的就业，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当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