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达诗，资深政经评论人。

大陆金融创新和发展一定会步履不停的，而香港金融要继续屹立，得协同更得规划、创造出更多的不可替代。

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给上海浦东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大家简称为“金融特区”。

中央为什么作出这一决策？

首先，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外汇储备的比重度不高，但我们的经济体量却越来越大，已经在国际上排位第二，几乎与美国并肩。

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地位，与人民币地位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是金融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上海发展离岸中心，是必然的选项。

其次，为支持我国“走出去”企业海外分（子）公司，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优质企业等境外企业主体使用离岸金融服务，满足其在支付结算、资金汇兑、投资融资、保险保障、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过去许多对外贸易的往来，以及内地企业或个人的国际业务、即使买保险也要亲自到香港签约。现在中央在上海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把过去要到香港去做的业务放到上海进行，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大的便利。

再次，随着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传统金融开放的模式有一定风险，它会让国内的金融暴露在整个国际市场上。

现在上海设立离岸市场，目的就是要做一些隔离，也就是新政策提出的“境内关外”，意思是在“境内”提供一个地方，实行国际通行的规则，整个运作则是处于“关外”，目的是给资本流动提供一个缓冲。

为什么说对香港是挑战？

《行动方案》明确，在上海先行先试的离岸市场，先推行6项具体业务：

一是离岸贸易金融。

在“境内关外”提供资金支付、结算、融资等金融服务，进一步整合全球海关、物流等数据，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提供支撑。

“方案”特别强调，优先发展基于大宗商品交易等具备一定基础的离岸贸易金融服务。

二是自贸离岸债。

以前只能到香港发债，特别是发美元债还有到外国进行，现在可以在上海发债，拓宽“走出去”企业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等优质企业的投融资渠道。

三是离岸再保险。

以前要到香港以及在港的外国再保险公司签约，“方案”将在离岸市场设两家公司，发放牌照开展业务，让内地企业的出海项目以及他们再保险订单，在上海就可以办理。

四是跨国财资中心。

过去内地一些大企业，类似华为、腾讯、宁德等，他们在海外赚的钱一般都是放在香港，因为涉及资金的自由兑换、内部调拨和拆借理财等，现在可以到上海来做。

上海为配合这一政策，6月1日实施《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政策，目标到2030年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

五是离岸人民币和外汇交易。

推动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直接交易，以前主要香港才能做，现在则可以在上海做了。上海还可以依托外汇交易平台，汇聚全球外币对、外币货币等外币市场流动性，促使上海增加国际资本配置功能。

六是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

上海离岸市场可以为非居民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开立账户和办卡，拓展非居民个人的离岸财富管理、全球资产配置等专业化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

以上6个具体项目，都与香港的金融中心息息相关。这里不妨将香港与上海作一些粗浅的比较。

香港的普通法系、港币制度、银行网络、货运贸易和全球资本，是经历多年不断迭加形成的，最成功的是“信用”好。

钱放在香港可以自由流动，资产放在香港可以做风险隔离，公司放在香港有法律和规则做保障。

联结美元体系、普通法体系、国际资本体系，是香港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

上海则有中国最好的产业腹地，最强的金融机构，最强的人民币资金池，最完整的制造业背景。

正因为货是中国造的，工厂是中国建的，供应链是中国组织的，但融资、结算、汇兑、保险、债券的发行还是要绕到香港或者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地完成，这就需要在上海建设离岸市场。

但上海金融中心连接的是人民币体系、中国产业体系，其功能是服务国家金融战略。

过去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地区，这点上海的金融中心难以超越。但《行动方案》中对离岸金融法律制度首次作出表述，由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离岸金融发展需要，研究制定离岸金融业务制度和规则；上海市可运用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等支持下，研究制定离岸金融领域配套规则，并完善与离岸金融发展相适应的仲裁规则。

换言之，香港目前是中国实行普通法唯一地区，但不一定是独有，随着金融改革向高质量推进，不排除上海的离岸市场在完成物理隔离时，或会以一定形式采用部分普通法的规则，依法适用。

虽然香港与上海各有生存之道，香港被切去蛋糕已不可避免。因此，中央制定《行动方案》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特别强调“上海要注重做好与香港离岸金融发展的互学互鉴，实现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协同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利益。”

如何避免“一鸡死一鸡鸣”，从《行动方案》设定的时间表看：

2027年末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和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

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

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引领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按照上海的时间进程，香港还有十年时间作应对准备。

目前香港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切实提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落地举措，若现在错过了，那真是“苏州过后无艇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