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 tuzhuxi 2026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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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解构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你经常接触，但可能没有留意的概念：“政权”。在接触伊朗问题时，你可能不时会听到“伊朗政权”的说法——特别是在国内媒体转述国外报道和分析时。“政权”，实际上对应的是英文的“regime”。虽然你可能没有特别关注这个概念，但只要听到“政权”这个说法，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政权”，听上去像一个带有临时性质，不稳定、勉力维持统治的政治组织，且很可能是个军事政权——就好比军阀混战和割据时的一个什么“地方政权”。

　　至此，“政权”概念已经不知不觉在你脑海了发生了作用：它剥夺了伊朗政府的合法性，弱化了它的治理能力，让它看上去有一股野蛮和落后的气息，根基不可能深厚，估计也是不堪一击。

　　这已经在认知层面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会贸然对伊朗发动战争——因为他们设想的对象，不是一个九千多万人口的文明型国家，而是一个依附于这片土地与民众之上的“政权”。

　　一、“政权”表述

　　而在当代国际话语中，“政权”（regime）在过去几十年都是美西方媒体、政界、智库、公共舆论描述伊朗政府的标准表述。所谓的“伊朗政权”（Iranian regime）几乎成为固定搭配；如果你看到某个作者或媒体采用“伊朗政府”（Iranian government）这个说法，说明这个作者已经不仅是中立，甚至可能持亲伊朗立场。近期，为了缓和与伊朗的关系，特朗普也会特意使用伊朗政府的说法（“Government of Iran”或“Iranian government”）——光是这个政治修辞本身，已经会被媒体和专家注意到。因此如此表述，就是在承认伊朗政府的合法性。

　　所以，与“政府”（government）不同，“政权”（regime）这个词带有鲜明的贬义色彩，暗示相关政治实体是专制的、压迫的、带有威胁性的；说对方是“政权”，就是要表达反对、厌恶、疏离乃至敌对的态度。“政权”和“政府”的表述区分，在主要西方国家里都存在，如法语的régime，德语的Regime，西班牙语régimen、意大利语regime等。

　　最敌视伊朗的以色列，希伯来语里描述伊朗时用“mishtar”（对应政权，表示敌对感、距离感），不使用中性的“memshala”（政府）；阿拉伯世界里，反伊朗立场的会称伊朗政府为“nizam”（对应政权，表达负面）；亲伊朗立场的则称使用中性的“hukuma”。

　　非西方盟友也会在表述上进行区分。韩国媒体与舆论效仿西方，对伊朗多使用“政权”（jeonggwon），较少使用“政府”（jeongbu），以表达负面色彩；日本媒体倒相对克制，多用中性的“政府”（seifu），只在涉及核问题等负面议题时才会用“政権”（seiken）。因此，字眼的选择，就是政治立场的表达。

　　除了伊朗，美国/西方还会对哪些国家的政府使用regime这个词呢？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当年的萨达姆政权；朝鲜政权；委内瑞拉、古巴的政权；俄罗斯有时被称为“普京的政权”。中国过去被称为“共产主义政权”（现在除了极度反华的媒体以外，已较少用到）。

　　因此，要对“政权”这个概念有明确的意识：这是一个西方价值主导的贬义词。如果我们在中文里沿用“伊朗政权”这个说法，就是在认同并套用西方的政治判断和价值判断，否定了伊朗政府的合法性，还会不知不觉地植入西方的认知模板和价值预设，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么一说，大家对“政权”一词可能就更有意识了。

　　其实中文里还有一个词——“当局”，相当于“管事儿”的权威机构。这个词也是贬义的，按指不认可其合法性。

　　所以，政治修辞里大有文章。

　　回到伊朗，美国人通过把伊朗描述为“政权”，把这个文明国家简化为一个“非法、临时、压迫性”的军事统治集团，旨在从认知上剥夺其合法性及民意基础。这个做法，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就成为美国/西方对伊叙事基调。正是这种框架，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政府的执政基础、国家韧性、民众意志等产生了严重误判，最终催生了一场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冲突。

　　以下，让我们分析一下“政权”分析框架的核心特征及其隐含假设。

　　二、“政权”分析框架的特征

　　1. “政权”与人民/社会根本对立，缺乏合法性基础

　　美国/西方框架预设，“政权”是外来的、强加于社会、依附于社会之上、缺乏民意基础的统治集团，由于它的“外来”、“强加”的属性，因此与一方土地的人民/社会根本对立，处在天然对抗状态。“政权”只能以强力的、压迫性的手段维持自己的统治。也由于这个原因，西方认为“政权”代表和西方政治价值天然对立。同时，“政权”不被视为一个国家、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被认为能够代表国家及其人民，只是漂浮在上层的、等待被“剔除”的某种临时的权力存在。

　　在这样的叙事里，“政权”和“人民”当然是永远对立的。政权是“坏”的，人民是“好”的。这也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总认为，自己在针对一个“坏政权”，不是针对其“好人民”；为了“解放”其“好人民”，可以用政变或入侵的方式推翻“坏政权”（政权更迭），甚至干点“坏事”；“好人民”会拥护这种更迭，甚至用鲜花夹道欢迎外来入侵者。

　　在伊朗的案例里，该假设从根本上忽略了伊朗作为拥有三千年波斯文明传承、融合什叶派信仰与民族认同的文明型国家的特性。“伊朗政权”被视为与民众对立的“压迫工具”，任何来自民众的支持，要么是“洗脑”，要么是“收买”，要么是“恐惧”，要么是被逼屈从，而不可能是在外敌威胁下，基于民族自豪感、历史延续、共同利益等的理性选择。事实上，正如两位伊朗裔学者近日载于美刊《外交事务》上的文章《Iran’s New Grand Strategy》所写，美以伊战争在加速伊斯兰共和国的代际转型，政府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建立在延续波斯文明、保卫国家主权、重建家园的实际能力之上，国民认同和主导意识形态转变为更世俗的“伊朗民族主义”，不再单纯依赖革命时期的宗教叙事。但是，美以的外部威胁并没有催生新的社会进程，也没有改变原有的进程，只是加速了其发展，让伊朗不同的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和人民）汇聚并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之下。

　　“坏政权”vs“好人民”带来的认知谬误非常危险。美以政府预期刺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后，伊朗民众会“揭竿而起”，推动政权更迭。现实却是，外来威胁强化了民族凝聚，巩固了政府的执政基础。整个框架完全失效。

　　2. “政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而非国家利益

　　美国/西方框架认为，“政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包括维护自己统治的权力基础，不断寻找所谓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个框架里，一个“政权”的任何政策——包括发展经济，提供社会福利，都被解读为“收买人心、巩固权力”的手段，而不可能基于真实的国家战略或对民众福祉的考量。这里面的一个预设是，由于“政权”是外来的，不是“民选”的，因此天然是“坏”的，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所有“好”的政策，会被解读为“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被迫让步”，“不得不”给民众提供这样和那样的政策；“坏”的政策则说明，“政权”自认为统治牢固，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坏”的本质。这是一种非常狭隘、充满功利猜忌的分析，因为它把全部的政治与政策动机简化为单纯的权力维系，单纯的交易主义，否定任何更高价值追求（例如民族复兴、文化传承、服务民众，或者实现信仰理念）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种分析折射的是西方选举政治自身的交易主义特征。选举政客推出各种政策，难道不是为了能够当选？当选不是为了能够获得权力登顶？每天看民调，搞公关，从事政治表演，推出民粹政策，抹黑政治对手，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么？西方的这种做法，本质是将自身政治体系的负面特征，强加给对手国。区别在于，在西方的叙事里，西方只有“好制度”和“坏政客”的对立，而对手国则只有“坏政权”和“好人民”的对立。这既是一种认知双标，也是一种政治叙事的套路。

　　回到伊朗，美国/西方认为“伊朗政权”（往往被进一步简化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做的一切，从发展核能力，到建设基础设施，到发展经济，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做的“妥协”和“权宜”，且西方认定这个过程充满腐败和失能。美国/西方拒绝承认伊朗的政府体系有可能基于国家的集体意志，为了波斯/伊朗民族的复兴，为了提升民族福祉，构建长期的战略共识及推行长期主义政策。显然，这是对伊朗能力、意志、愿景的系统性误读和低估。

　　读者可以留意，下次看到这样的政治修辞，“为了巩固统治合法性”，“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你就知道，这都是典型的西方“政权”分析框架，只是西方从来不用同样的话语去描述自己的政客和执政政府。

　　3. “政权”缺乏治理能力，缺乏矛盾解决能力，高度不稳定，随时面临崩溃风险

　　根据西方框架，“政权”必然是临时的、脆弱的、功能不全的、失调的、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治理能力的。一个“政权”不可能拥有一个庞大、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技术官僚队伍，不可能有完整、稳定的现代治理体系，不可能在经济、社会领域制定并执行行之有效的长期主义政策，不可能推行成熟的法制体系与问责体系，让国家进入某种稳定运行状态。“政权”内部矛盾尖锐，永远处在内乱状态，政策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艰难平衡各种利益，往往陷入更大的危机。西方传统理论一直认为，只要有了选举政治，就可以“包治百病”，而“政权”都是非民主国家，天然没有问题解决机制，问题累积太深，矛盾得不到解决，最后会导致派系分裂，社会反抗力量爆发，导致政权被推翻。

　　回到伊朗，美国对“伊朗政权”的理解只停留在，这个国家由一群从小被极端宗教意识灌输的强硬派军阀（伊斯兰革命卫队）把持，他们缺乏对现代经济的任何理解，没有任何的现代国家治理意识，无力制定任何的现代公共政策，也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们也不相信伊朗存在一个能够制衡强硬派军人的技术官僚群体，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培养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在近半个世纪的严苛经济制裁里艰难维持国家运转。很多的谬误，都来自“政权”这个认知框架：美国决策者总认为这是一个摇摇欲坠、需要压倒骆驼最后一颗稻草的“政权”。

　　4. 政权内部永远只有派系斗争、权力斗争，不存在共同的国家意识和战略共识

　　美国和西方对“政权”的拆解和分析，从来不是基于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公共政策等，而是聚焦于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权力斗争的目的，是在权力体系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主导权、影响力、地位，将其转化为政策、人事，以此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以伊朗为例，我们从中文媒体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西方叙事的渗透：伊朗政治似乎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各种派系斗争。革命卫队 vs 教士与官僚、保守派 vs 改革派、强硬派 vs 温和派、宗教 vs 世俗。伊朗没有国家战略，没有共同意识，更没有集体决策。一切都是派系博弈，一切都是权力斗争。为了简化，美国/西方更喜欢的说法是：一切权力都由革命卫队把持。最高领袖、总统、议会都被架空，最后说了算的是艾哈迈德·瓦希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在这个框架里，一个“政权”里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人事变动，都只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决策者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决策。一方面，这个分析框架认为，政治永远是零和博弈，不可能是共识主导的：任何一个正常方向，必然意味着某一个派系是“赢家”，另一个派系是“输家”。另一方面，这个框架也否认了“政权”可以在内外压力面前形成集体共识的任何可能性——共识是不可能的，永远只是一派压倒另一派。举例，自从3月份开战以来，伊朗人在谈判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硬，甚至有些固执。这种固执，实际上来源于伊朗朝野对这次战争的共识：伊朗要经此一役站起来；谁抗美和抗以表现软弱，谁就下台。政府实际上面临来自社会面的很大压力。用西方的框架去分析，本应是“执政合法性基础已经转移到了保家卫国上”。

　　最终，伊朗形成了超越传统派系、以国家和民族生存为核心战略共识，打破了美西方关于其内部永远处于无序内斗的错误预设。怪就怪在，许多美西方分析者似乎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伊朗在战争压力下能够展现如此的战略韧性与举国团结。归根结底，他们没有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文明性国家，而不是一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孤立的“政权”。

　　5. 军队是“政权”唯一的权力来源与最终仲裁者

　　西方框架认为，由于“政权”都不采用西方政体（选举政治），所以“政权”必然和人民/社会对立，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也化解矛盾的工具和能力。同时，“政权”内部永远处在派系斗争里——不同的派别都希望最大化自己在权力分配中的地位。

　　重重矛盾如何化解？西方框架认为，“政权”不可能有制度、法律、体系、程序、治理，问责、价值、理念，没有稳定和平衡权力斗争的机制。最终，一切斗争的仲裁者只能是军队。军队不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是最高的统治力量，以及权力的终极来源。这里，军队有两大功能，一是可以自上而下压迫社会，二是解决内部派系纷争。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西方框架里，所有的“政权”最终都是“军政府”、“警察国家”，而不可能是拥有法制体系和常态治理的现代国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叙事里，“伊朗政权”里掌权的永远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只是个傀儡或吉祥物，不会自动得到尊重和服从；总统及行政体系被军队或接管或忽略。伊斯兰革命卫队凌驾于国家的行政体系、宗教体系、法律体系及精神领袖之上。集体决策也根本不存在。最终权威必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艾哈迈德·瓦希迪。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要想掌控权力，不能靠体制提供的权威，而必须在人事层面控制军队。做这个拍脑袋分析再容易不过，也完全符合西方对“政权”的认知框架，但可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只会增加战略误判。

　　6. 外部干预可轻松推动“政权更迭”，实现制度向西方转型

　　当你把一个政府描述为“政权”时，说先你已经把它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完全否定了，认为它只是一个附着的“肿瘤”。而“政权”本质是不合法的、暂时的、功能失调的、被民众排斥的权力安排，随时可能崩溃，那紧接着下一个话题就是，预测政权“何时崩溃”。我们发现，西方分析家非常热衷分析各个“政权的崩溃时点”：有的人预测激进，有的人预测保守，但大家都认为，“政权崩溃”终会到来。对一些人来说，外部力量应当推动“政权更迭”：由于“政权”本来濒临崩溃，只需一点外部“火花”就会引发连锁崩溃。这时，外力协助——包括制裁、孤立、颜色革命、刺杀、军事打击等，都是可以使用的手段。而由于“政权”必然是“坏”的。所以“政权更迭”也必然是正义的。把外部干预包装为“加速历史进程”的正义行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观点。

　　美国人还认为，有了“好的人民”，“好的制度”，“政权更迭”只要操作得当，不会遭到目标国家民众的反对，而只会带来好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美国在战后的整个历史：从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亚，一次又一次的外部干预。而只要遇到文明型国家，它就会遭到特别激烈的民族反抗（越南、伊朗）；在非文明型国家里，则会导致政府崩溃、国家解体，社会陷入长期内战与混乱、老百姓流离失所，而美国自己也可能因为参与战争陷入泥潭。

　　还有一个细节：美国并不擅长理解文明型国家。究其原因，美国本身是依靠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凝聚而成的移民国家，不存在主体民族与原生文明根基。同时，地处西半球，也让美国被非文明型国家所包围。这让美国先天不容易识别和理解文明型国家，不擅长从历史传统、民族认同、血缘和土地、信仰理念去分析，而倾向于从“政权”“军队”“权力斗争”等狭隘概念去解读。在这一点，美国人远远比不上欧洲人。

　　7. “政权”框架的不可证伪性

　　关于“政权”的框架，还有一个特点，即各种假设会相互强化，形成一种封闭的认知循环，几乎无法被现实证据所证伪。

　　当伊朗国内出现批评声音时——反对大多仅针对公共政策，并非意图推翻政府。但在“政权”分析框架里，一切的反对必然是“政治”的，是“好人民”要推翻“坏政权”。政客、专家、媒体会赶忙宣布“政权即将崩溃”，呼吁外部势力提供支持。这无疑会激化矛盾，进而引发冲突，包括颜色革命、内战、军事入侵等。

　　而一旦抗议化解、平息，则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即“政权”的“残酷镇压”“收买”“洗脑”，必然是“政权不择手段维护统治的结果”。这时，政权之所以没有崩溃，绝不可能是因为它拥有治理基础、社会基础、民意基础，而只能是反抗运动组织不利、外部支持力度不足。“政权”不会因此而改善，还是会崩溃，只是下一次要“更加努力”。如此，任何结果都无法脱离或证伪原有的框架，只会印证预设，加强并重复误判。

　　三、西方的选择性运用、双重标准、负面特征的“投射”

　　1.     选择性运用：看关系好不好

　　西方对“政权”的运用是选择性的，并非真的考虑一个国家的政体、制度、治理体系等，主要看这个国家和美国/西方的关系。

　　例如，美国不会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君主国家为“政权”；

　　也不会把巴基斯坦这样的伙伴国家称为“政权”。

　　如果一个国家在关系上疏远美国，甚至形成某种对立，也有可能被部分媒体和批评者在特定语境里安上“政权”两字——例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总的来说，“政权”是严重贬义的政治修辞，只用来描述最不友好、最有距离感的对手国家。

　　2.     选择性运用：看国力强不强

　　对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成熟大国，美国/西方原则上不会使用“政权”的说法（但在特定语境下，也有用“普京政权”或“共产主义政权”说法的），主流称谓，是政府（government）、首都（莫斯科、北京），权力中枢（克里姆林宫）等。

　　什么时候等到美国/西方称伊朗为德黑兰、authorities，伊朗政府、就说明和伊朗的关系真的缓和了。（“伊斯兰共和国”是另外一个叫法，这个叫法主要是为了突出疏离感和陌生感，让人觉得这个政府和基督教文明非常疏远，同时似乎无法代表古波斯文明）。

　　但美国/西方在政治修辞上不把俄罗斯和中国称为“政权”，并不代表他们不用“政权”的分析框架去理解和分析中国。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分析方法就是对中国默认的分析方法——“统治合法性”、“权力斗争”、“崩溃论”等。时至今天，还不时会看到这种分析框架的影子，但这种过时理论已经淡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套分析框架是错误的，只会带来误判。

　　3.     从来不用来描述美国/西方政治

　　最有意思的是，这套分析框架，最适用的实际上是西方政治。以美国为例：

　　1）暂时性/阶段性、外来性、不稳定性：任何一届白宫，是不是临时的、暂时的、脆弱的、短期的？而且选举政客只是附着于联邦政府的行政体系之上。选举政客因为任期太短（总统四年），无法制定长期政策。

　　2）和民众对立、不获民众信任：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皆是如此，历届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往往不足全国人口的半数，任内支持率往往只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遭到大部分民众反对，美国社会上有大量的政治反对和抗议。难道历届美国政府不曾和民众产生对立？看看当下特朗普面对的全国反对声音？

　　3）维持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基础：政客为了当选，关注民意，响应民调，提出各种口号、承诺，上台以后推出各种政策、行政令、立法，并进行大量的政治宣传造势，难道不是为了维持自己和所在政党的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基础？

　　4）权力斗争：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斗争超过美国？内阁与幕僚、党内、两党之间、利益群体、联邦-州-地方三层政府，司法-立法-行政，以及朝野、媒体，不是权力斗争？各项政策，任何立法、决议、授权，难道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哪个党占据主导，以及政党之间发生的交易。）

　　5）军事：美国把伊朗渲染为完全由军人把控。实际上是，从政府体系、社会组织、经济利益、政治关系，军人群体（包括退伍军人）在伊朗社会里是很大的一个存在，艾哈迈德·瓦希迪当然要听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但军人仍然可以对社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俄罗斯陷入战时经济，这个情况更是非常突出。任何一个陷入长期冲突（包括长期制裁）的国家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看美国，同样有这样的存在，只是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的三分之一，是全球军费开支第二名中国的三倍。美国长期处在战争状态（“永久战争”）；军工复合体被认为自二战后把持美国军事外交政策；退伍军人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一个长期穷兵黩武、深陷战争泥潭的国家，其军工与政治结合的利益复合体，自然会成为影响国家走向的核心力量。老百姓无论选谁上台，也无法改变现状。

　　因此，即便在美国，也具备“政权”框架里的种种特征，实际上，很多东西只是人类政治里的一些普遍特征而已，而在党争异常激烈、政治高度短期化、碎片化的西方政治里，反而更加明显。

　　但西方媒体不可能用regime这个词去描述美国——例如不会将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称为“特朗普政权”（“Trump regime”）——西方的党争、权力斗争，再糟糕的一届执政政府，都是合法的、合理的。“政权”只能用来描述敌对政府。分析西方政治的特质可以看出，本质上，他们只是把西方选举政治里最负面的一些因素，“投射”到了自己的对手国身上，以此矮化、黑化、妖魔化对方。这不仅仅是语言偏好，更是一种话语霸权：它预设西方政体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优越性，而被标为“政权”的国家则永远处在被审判的地位。

　　伊朗人早就看到“政权”称呼是一种政治霸凌，德黑兰大学的马兰迪教授等在西方公开发声的伊朗知识分子，有意识地用regime这个词去描述特朗普及以色列政府，作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反击。

　　四、“政权”概念的危险性

　　美国和西方用“政权”这个概念去抹黑其他国家，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一是错判这些政府在各自国内的执政基础、政策能力、民意支持、国内凝聚力、政治与社会动员能力等。

　　二是让西方认为自己处在“道德高地”，可以随意对这些国家发动打击——因为你针对的是“坏政权”，目的是帮助“好人民”，那你做的一定是“好事”。这时，人们便可以将自身的一切恶行，粉饰、包装成崇高的正义之举。

　　在伊朗战争里，美国和以色列把伊朗政府称为要被推翻的“压迫政权”，真心预期民众会“欢迎解放”；在冲突里，他们不仅打击“政权”设施，还从一开始就广泛打击民用目标（学校、医院、桥梁、能源设施），认为这一切都是出于崇高目的——伊朗人民要推翻“有毒”的“政权”，就必须忍受甚至要感激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为自己不择手段扩大战争提供了道德理据。

　　“政权”框架还有个危险，即但凡把一个人定性为“政权”的支持者、顺从者、服务者，他就不再被视为享有基本权利的国家公民或人类成员，而是被定义为可随意清除的“政权工具”——谁叫你从“好人民”一边，站到了“坏政权”一边呢？你理应被消灭！

　　而如果一个“政权”确实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则这个框架势必失败：它会导致战争目标扩大化：例如在伊朗战争里，进攻的一方声称，打击更广泛的目标，只是为了打击与政权关联、分支和衍生的资源和实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体系下的民兵和准军事团体”以及“国家机器”），这就迅速把针对限定目标的冲突，扩大到与伊朗国家的全面战争——对伊朗来说，这就是“人民战争”。其结果非但不会推动“政权更迭”，而是促使让伊朗人联合起来形成“人链”，保护自己的桥梁和设施。（美国则会把这个民众自发的爱国行为，黑化为“政权强迫老百姓充当人肉盾牌”）。

　　历史上，美国多次重复同样的错误，越南是最经典的案例：美国以为自己在面对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实际上却在面对越南民族主义。每次对“政权脆弱性”的高估，都是对文明韧性与民族抵抗的低估。有了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本来应该促成反思，但“政权”框架依然顽固存在，错误循环也还在延续。

　　而为什么“政权”这个词在今天都被用来描述非西方对手国家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人的文明傲慢、认知懒惰，以及种族主义残余。“你们都是第三世界小国，低级的有色人种。你们哪来的文明？就是一群部落，一群山沟沟里的军阀。我们没工夫研究你们，请感受我们的飞机与炮弹。”

　　归根结底，“政权”认知框架的根源是偏见、无知、傲慢，服务的是霸权，把复杂、有机的文明、国家、社会、个体都予以简化，而要看到，国家间的差异，从来不是单一模板和单一修辞所能涵盖的。不负责任的贴标签只会带来误判。

　　对国人来说，我们要了解西方的话语霸权无孔不入；我们要能甄别并且抵御话语霸权的影响：当听到西方人说谁是“政权”的时候，要停一停，想一想，不要跟着复述，不要掉到他们给自己创造的认知陷阱里。

　　（全文结束）